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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斷層
《望鄉》自序
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發生迄今,災區是被遺忘了。
這種遺忘,彷若是一種斷裂,是時空的斷裂,也是社會集体情感的斷裂。
說它是斷裂,因為它們本來應該是一塊,可是因為某些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因素,它們割離了。本質上的同一塊,因著種種意識形態的交鋒或各種政治與社會勢力的運作,分崩離析了。
被遺忘的災區只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類似的現象存在於九二一這個網絡欉結當中:災民與非災民被割裂,災區與非災區被割裂,就連災民內部也被活生生的割裂。這些個割裂的現象,不妨稱之為人間斷層,相較於大自然的地質斷層,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的斷層其實更為肅殺。
斷層,還存在於歷史當中。
一九八八年,我往返於台灣各地的農村,也開始接觸到日據時期農民組合的史料,那一年,台灣的農民為了美國即將進口農產品而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反美示威,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標語也難得地出現在台北街頭,突然間,唯有在書籍中才能讀到的農組的靜態史料,彷彿貫穿了水泥叢林、也貫穿了時光之河,歷歷如繪地躍現眼前。我彷若望見一九二六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之初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誓。同樣的反帝精神,中間的時空竟遙距六十二年。
這就是歷史的斷層。
反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總結了第三世界弱小國家與民族活生生的血淚經驗,無數的農民與工人在走投無路之際只能以他們的生命控訴帝國主義的不義。台灣的甘蔗園與中南美洲的咖啡園其實沒什麼兩樣,蔗糖與咖啡都是杯中物,流淌在帝國主義者的喉間。
台灣農民組合旨在對抗日帝,它呼應了第三世界的反帝鬥爭,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勢力與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力群眾組織,其後,或以檢舉為名,或以清鄉為名,左翼分子歷經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血腥鎮壓,終至於花果飄零。因而,左翼運動在台灣的歷史中竟是失落的一頁,誠如吾友藍博洲所說的,那是「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也是歷史的斷層。
之所以著手寫《望鄉》,便是要挖掘這樣的人間斷層與歷史斷層,無論藉由小說或劇本的形式,它都像是要廓清迷霧,把那被顛倒的,顛倒回來。故事是虛構,卻是要拆解虛構的歷史;形式是傳統,卻是要打破傳統的假面。
因而,所謂望鄉,就不僅僅是故事文本的題旨,也是要在文本之外凝望一個曾經在台灣存在過、爾後卻隨著歷史而風化的烏托邦,一個消逝的理想主義,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原鄉。
人間的斷層,歷史的斷層,沒有固定的標界,也不是一成不變,隨著不同社會板塊的擠壓而不斷推移,是以,那也是一種流動的斷層。正因為是流動的,它也是可被弭平、可以消亡的。我深深期待,流動的斷層,它的運動,最終的目的就在於取消它自己。
若然,就讓這本小說成為其中的一顆小石粒,卡住斷層的縫隙。
二OO一年六月 於台北
家鄉,總是讓人望眼欲穿
小野代序 家鄉總是讓人望眼欲穿。
曾經聽遍許多因為當年被列入黑名單有家歸不得的人訴說著如何遙望著太平洋彼岸的台灣,唱著〈黃昏的故鄉〉,淚流滿面的情景。
家鄉不一定是那樣的美好,更不是人間仙境,只是因為遠離了,有了距離,家鄉的一切就變成濃濃的惆悵和思念,於是就有了鄉愁。
一九七九年的夏末初秋,我一個人飛去美國紐約州的水牛城讀書,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月大的兒子的年輕父親了,也是我第一次離開這個生我養我二十多年的小島。剛開始的心情是海闊天空志得意滿極了,想想自己已經是一個擁有四本暢銷書的年輕作家,又申請到一筆不算少的助教獎學金,去一所名校就讀分子生物,從此不再回首那個不起眼的出生地。
這一年島上正發生一件影響後來台灣命運深遠的美麗島事件。當時的我就和許多台灣的年輕人一樣,對整件事情的發生都只聽到官方的說法,認為那是一群可惡的暴民要擾亂台灣的秩序而已。不過,也因為離開了真相被封鎖的家鄉,來到了瀰漫著自由空氣的異鄉之後,我原先的一些認知受到了挑戰,我的懷疑和迷惑逐漸加深:
「那些抗爭者難道真的只是暴民嗎?」
不過我很快就被忙碌的課業和適應新的生活這兩件現實的狀況給牽絆住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秋天走了,冬天來了,我對家鄉的思念越來越深。每天經過宿舍外面的楓樹底下,撿了一些翅果在上面寫了數字寄回台灣,翅果上面的數字,便是我離開台灣的日子。
我好想回家。不是因為家鄉發生了動亂,也不是為了什麼使命感,純粹只因為思念。思念家鄉的親人,思念家鄉的小吃,思念家鄉的空氣,我甚至開始羨慕那些已經搭上飛機要回家的人。
最盼望我回家的就是和我結婚才一年的妻子。她在給我的信上沾滿了淚水,貼滿了國旗,向我招手說:
「回來吧,只要能在一起,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做什麼都可以。只要可以生存下去,我什麼都不怕。因為這才是我們自己的家鄉。」
後來我終於回家了。
因為回家,才更珍惜自己的存在,才更熱愛自己的親人,才更看重自己的工作。
因為回家,才更加速自己對台灣的認同,才更加速自己對台灣歷史、文化、山川的認識,才更加速自己在工作上的努力。
八十年代,我投入全部的青春和歲月,只為了帶動一股認同台灣,走向國際的台灣新電影浪潮,使得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中成為代表台灣文化的一種象徵。
九十年代初我退出電影界,在家從事紀錄片、筆記、散文、小說的創作,其中有一部由我策劃撰稿的紀錄片《尋找台灣生命力》在電視台播出時曾經引起極大的爭議,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近鄉情怯〉,大意是說,像我這樣一個被歸類為外省第二代的文化人,為什麼在認同台灣時心情還是如此的退怯?而當時寫這篇文章的作者,現在已是政黨輪替後的第一位女性副總統了。
明明是自己出生的家鄉,為什麼在情感的表達上還是如此含蓄和退縮呢?現在回想起來,一方面是當時的媒體尺度吧,一方面的確是自己正在蛻變中,從此我對家鄉的認同逐漸加強著。
九十年代,整整十年的光陰,我像是一個大隱隱於市的閒人,除了寫作之外,就是投入一些社會的改造運動,參加像教育改革、環境保護、社區重建等活動。
這十年安靜的時光,我也學會了將植物的種子埋進土壤中,靜待它的發芽和茁壯。我整個人蛻變為更加內斂、反省,讓自己更加有力量,我越來越清楚未來的歲月要怎麼過了。
現在,我終於要面對病入膏肓的台灣電視生態了。十年前我曾經有機會進入電視的主流陣營中,我承認當時的自己並沒有能力面對那種龐大的利益糾結和荒謬的狀態。如今,在偶然的機會我想試一試,試一試自己這些年來的累積的能力。
於是我認識了一個朋友,叫黃志翔。
他完全不同於我印象中的電視工作者,他很沉默,很不喜歡和人交際。他曾經擔任《南方》、《實踐筆記》雜誌的總編輯,是「台灣農民聯盟」宣傳部長,也是「九二一受災戶聯盟」的秘書長。這樣的人,真的很不像我心目中很浮誇、奢侈的電視人。我們交談不多,可是我很快就認定他和我可能是同一種人,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很接近。
果然,他成了我來台視之後最倚重的編劇之一,他主導《流氓教授》的編劇統籌等工作,接著又寫了《望鄉》。有一個朋友勸告我說:
「八點檔是多麼大的投資啊?你怎麼敢把連續兩部的編劇都押在同一個人身上?」
我笑著反問對方說:
「如果那是對的,為什麼不能押呢?」
看著黃志翔寫的《望鄉》,勾起我這一路認同台灣的過程。像我這樣一個被別人歸類為外省第二代的孩子,為什麼會一次又一次的勇敢站出來支持一些屬於本土在野的陣營?而寧願遭人譏諷去淌政治的渾水?我想也許這也是一種贖罪心理吧。
其實我極不喜歡政治,但是卻又清楚許多社會的改革要依附在政治改革之下。一旦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喜歡的領域中悠游自在、自我實踐時,又何必再去追問政治這樣複雜的事情呢?
家鄉,總是讓人望眼欲穿。
可是,更遺憾的是,有些人依舊無法完全認同自己的家鄉,依舊是惦著像我當年一般「近鄉情怯」的心,猶豫再猶豫…。
志翔是我最新認識的朋友之一,因為電視工作真的是太艱苦了,我需要很多朋友的幫忙。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我會把自己來台視後連續兩檔八點檔連續劇的編劇工作都押在黃志翔的身上,那就試著翻開這本小說看看吧。他真的不像我印象中的電視工作者。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至少我在尋找、認同家鄉的過程中越來越有信心,也越來越快樂。因為這一路上,我找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瞧!黃志翔這個人..
乍見黃志翔的人
多半會認為他應該當個上班族
嚴謹、一絲不苟到近乎無趣的地步
認識他的人卻發現
原來他不曾當過上班族
唸影劇的,卻跑去搞社會運動
夢想革命
後來他乖乖的回到所謂專業領域
偏偏又專門幹一些違背專業經驗的事
帶一批多半沒搞過影像的人搞影像
多半沒寫過劇本的人寫劇本
只因他相信
人生不應被規定,才華未必是天生
專業有時無非是一種吃人的偏見
所以
寫小說吧,當作家吧
總之
當個自由人
黃志翔檔案
一九六O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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